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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硬科技投資的底層邏輯

量化歷史學家認為，工業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情。

因為農業時代，人類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都是線性的。農業時代最大的危機是“馬爾薩斯陷阱”——由于人口的指數性增長超越了技術的線性增長和資源的開發，以致于農業社會不斷面臨人口增長帶來的糧食危機。

而進入到工業革命之后，技術進入指數增長，人口也是指數增長，兩者在增速上能夠相互匹配，因此，人類社會才得以高速發展。

所以，瓦特發明蒸汽機對人類的貢獻，稱得上是人類發明史上的里程碑，引爆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大幅提升人類的生產力。

但是，工業革命也帶來了一些問題。

農業時代，技術創新的本質是人類馴化的植物通過光合作用把陽光中光子的能量轉化為人類可以食用的碳水化合物，因此在農業時代中光合作用的游戲規則下，其中最核心的生產資料是承載陽光的土地，“地主”這個群體在長期的農業生產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工業革命之后，由于出現大量機器，機器的生產力遠高于植物光合作用的生產力，因此資本可以投資機器，獲得更高的回報。這個時候，游戲規則就使人們從土地擁有者變為了機器擁有者，誰擁有更多的資本投資機器，誰就能獲得更高的回報，也就引發了資本主義，地主的地位逐步被擁有機器的企業主代替了。

這里面的核心邏輯是，全球的資源和資本一定會圍繞在生產效率最高的產業，每一次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初期，資本都會大量涌入到科技創新中，不但支持了技術創新發展，由于模仿有利可圖，技術還會不斷擴散到全球，比如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很快擴散到歐洲和美國。

但是，每一次工業革命都有天花板，一旦達到技術效率的天花板后，資本為了追求高利潤還會按照之前的慣性不斷投入到機器的擴大再生產，但這時就會帶來產能過剩，資本主義危機就會出現，甚至引發金融危機。

如何消除金融危機？當我們理解了金融危機的本質是技術紅利衰退帶來的產能過剩后，就會明白每次危機的“消失”都是通過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讓資本再次與科技結合，助力經濟再次增長并繁榮。

因此底層邏輯就是：一定要通過創造新的技術，引發新的科技革命和新的工業革命。

過去我們面臨的很多問題，實際上是對這個底層邏輯認識不夠深刻。

我畫了一張圖，這張圖描述了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底層邏輯，我將整個社會分為三大系統——知識系統，經濟系統，社會系統。

原始社會不存在經濟系統，因為狩獵采集時期一切活動以滿足自身基本生存需求為主，沒有過多的剩余物資進行交換，也不需要貨幣，原始社會基本上是按需分配。

隨著人類通過了解自然規律，總結了越來越多的知識，認識到蘋果可以吃、螃蟹也可以吃的時候，蘋果和螃蟹就進入到人類的日常“交易”了。

當人類有越來越多物品可以交換的時候，經濟系統得以產生。經濟系統就是人和物的關系，而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進而推動整個經濟系統運轉。

本質上，所有的產品和發明，都來自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知識的進步。沒有知識的進步，就不會有科學和技術的進步。比如，工業革命后，人類生產了許多商品，從機械、紡織、到吃穿住行等各種各樣的產品。本質上都是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帶來的結果。

如果僅僅只是站在經濟系統去考慮問題，社會系統和知識系統沒有得到良性發展，最后，經濟系統也不會長期可持續發展。

我們一定要站在一個更高的系統上來看這個問題，只有三個系統都良性發展，整個人類的經濟和社會才能良性發展。

人類經濟社會是在不斷熵增的，如果我們不能給社會輸入新知識、新技術、新產品，社會就會變混亂，就會成為一個耗散系統，到了一定程度，經濟就會崩盤。

要想保證經濟不斷運轉，我們就要給整個經濟系統輸入負熵，這就是知識系統給經濟系統帶來的價值。

為什么人類要做碳中和？

因為整個人類社會是處在地球生態中的，如果僅僅考慮人類社會，不考慮地球，人類生存環境就會變得越來越差，極端天氣也會越來越多，最終影響人類的生存。

過去，中國是以經濟建設為核心，所以改革開放就把經濟建設放在第一位，我們的目光都聚焦在經濟系統，所有人都會把掙錢放在第一位，一切向錢看。但是目光如果只放在經濟系統就會出現一系列負面作用，如果科技不發展，那么整個經濟社會就會陷入瓶頸。

再者，經濟系統對社會系統非常重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又會反作用于生產力，經濟系統對社會系統非常重要。

最近，國家為了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出臺了“雙減”政策，很多行業都受到了一些影響，大家很難理解為什么要采取這些措施：是不是國家不鼓勵創新了？是不是國家不支持企業家創業了？這些都是誤解，實際上國家是在鼓勵大家去做真正的好企業、去做真正的企業家。

回到我們之前說的，如果站在三個系統的角度去思考，你會發現：如果你能夠為整個社會、整個國家和整個世界創造出新的價值，推動整個世界健康發展的話，就會受到鼓勵和支持。如果僅僅是只考慮了自己的發展，而讓系統受損了，那一定會受到系統的制約。

打個比方，我們都知道，腫瘤實際上是人類正常細胞瘋狂生長的結果，它忽略了組織的需求，把其它組織的養分都為己所用，就從正常細胞變成了癌癥細胞。而國家是為了防止“某些組織和器官”超出正常范圍內而生長，遏制那些破壞大環境的攪局者。

中國GDP總量現在全球第二，不到十年，可能超過美國。當前，中國正處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轉向以科技自立自強為中心的階段。現在發展的核心，包括未來三十年所有的核心都是推動科技進步，經濟才能發展。如果科技不進步，經濟發展就不可持續發展，就要面臨倒退。

改革開放初期，誰能最早地意識到經濟建設是核心，從社會的建設轉向經濟建設，誰就能夠抓住時代的紅利。今天也一樣，當我們只關注經濟問題的時候，經濟其實也不能健康發展了，現在要想讓經濟健康發展，就要轉到以科技創新為核心。所以，硬科技會成為未來的核心。

2、百年來最大變局正在發生新機遇在全球孕育

回顧硬科技發展史，我將它分為物質、能量、信息、空間和生命，每一次的工業革命都是物質、能源、信息、空間和生命的革命。

第一次工業（科技）革命以蒸汽機和紡織機為核心，第二次工業（科技）革命以電氣化和電報、電話為核心，第三次科技革命以集成電路為核心。每個時代都有那個時代的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進而推動新的工業革命。

只有掌握了科技創新的規律，才能夠抓住下一次經濟發展的新時代。新時代需要有新的技術創新才能帶來新的革命，才能創造更多的價值，才能帶來更多的財富。

我們認為，第四次科技革命，也就是即將到來的智能時代，在能源、物質、信息、空間、包括生命科學領域都有非常多的發展空間，這都是我們下一步要關注的。

所有財富的源泉都來自于科技創新，所有經濟的發展也來自于科技創新。

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總結了發達商品經濟中的“康波周期”，他將經濟發展分為“復蘇-繁榮-衰退-蕭條”四個階段，大概是每50-60年就會有一個周期性輪回。

為什么會有這個輪回？我認為本質是因為科技創新的周期和一次大型工業革命的周期大概就是50-60年。無論是從第一次蒸汽機的革命，還是現在的集成電路革命都是60年左右，上一次的以集成電路推動信息革命到現在基本上已經60年左右。

最近幾年，我們進入到上一次科技革命的蕭條期，從2008年之后“摩爾定律”接近極限，我們就進入金融危機時代，2008年至今全球經濟在下滑，處在一個衰退期。

為什么中美貿易戰中美科技戰是最近幾年打響的？本質上是因為前些年信息革命高速發展，美國無暇顧及中國，更專注于自身發展。當集成電路發展遇到瓶頸之后，美國的發展速度變緩，中國的追趕速度又很快，這個時候就進入到一個內卷。

站在全球角力的角度來說，美國作為科技創新的領頭羊，發現自己變緩后，它就要打壓追趕速度過快的國家，這就是一種內卷。

為什么國內也感覺到一些內卷？就是因為美國打壓中國后，中國過去從美國獲得的技術擴散紅利消失了，導致中國自身的發展速度變慢，然后就會導致教育內卷，互聯網大廠內卷。

發展速度變慢，就是因為科技創新的速度慢了。

解決中國經濟發展變慢、美國經濟衰退和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問題，核心是要突破新一輪的科技革命，一旦引爆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大家注意力就會放到經濟建設和科技創新上，就不會互相在存量蛋糕的博弈上發生這么多的摩擦。

現在全球面臨的核心問題還是如何引爆新一輪科技革命？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蒸汽機革命，誕生在英國，第二次科技革命是在德國和美國，第三次科技革命在美國，第四次有可能是在中國，這是我們中國未來的一個巨大機遇。

3、中國面臨亟待轉型的關鍵時刻

回頭看以集成電路為代表的信息革命時代，過去40、50年實際上科技創新就是以芯片為主，美國20世紀70年代投芯片，80年代投軟件，90年代投光通信，2000年投互聯網，到2010年后開始投人工智能。

縱觀這個規律，我們可以看到，科技的發展每10年是一個“朱格拉周期”，每60年是一個“康波周期”。無論你是做企業，還是做投資，只要把握了科技創新的規律，就可以更有效地去判斷好未來，不至于在投資上或者企業布局上出現大的失誤。

其次，科技創新的發展類似金字塔，是一層一層堆積起來的，有了集成電路等相關基礎設施，才有了電腦。有了電腦，就需要把全球的電腦都連起來，需要形成互聯網的基礎設施，就是光纖通信的網絡。所有的電腦連起來之后，光通信網絡不好了，就有了互聯網的應用，下一步就走向物聯網，走向人工智能等基礎設施。

所以，中科創星在2016年人工智能剛剛開始興起的時候，就提出了“人工智能基礎設施的建設”才是未來10年的最大投資機會。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就跟互聯網到來是一樣的，沒有硬科技基礎設施的建設，商業模式創新和科技的應用是不可能起來的。

所以我們要優先去做基礎設施，也就是我們說的光電芯片、物聯網、5G、衛星等基礎設施，而這些在今天成了新基建。這是我們當時的一些判斷，到現在也得到了一些驗證。

四次科技革命的演進規律實際上就是機、電、光、算，兩百年前是機械革命，一百年前是電氣革命，過去六十年是集成電路和光通信推動的信息化革命，未來一定是光+AI推動的智能化革命。

從中國發展的規律來看，中國GDP從2008年之后逐年放緩，本質是中國過去40年的高增長來自于發達國家前三次科技革命的技術紅利的擴散。我們用40年的時間借助中國龐大的人口紅利，借助歐美國家產業升級，然后把中低端的制造業進行剝離，完成了一次工業革命的起飛和積累。

工業革命之后，歷史上能夠完成這樣工業革命的國家是不多的，中國很幸運地走過了工業革命，下一步是面向第四次科技革命。前三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術，發達國家是不會向中國再開放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也不會向我們開放。

中國必須要完成自己的創新驅動發展，完成我們從人口紅利向創新紅利的轉移，完成創新的供給側改革，從承接發達國家擴散的技術紅利，變成我們自己的科研機構的技術供給，然后才能夠完成未來的創新升級，這是中國現在面臨的最大的挑戰和轉型。

中國現在經濟發展的態勢雖然很好，但我們的核心技術基本還是受制于人，尤其是以芯片為核心的代表。

2013年的芯片進口超過石油，我們從2014年就開始投資芯片，原因就是看到了2013年芯片進口超過石油，芯片一定會成為國家的戰略物資。

其實不僅僅是芯片上受制于人，很多核心材料、核心技術都是這樣，我們雖然是全球第一組裝大國、第一制造大國，但不是第一制造強國。

我們現在要從一個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去轉變。我們要從經濟大國向科技強國去轉型，這是中國未來的核心，所以我說時代呼喚硬科技。

4、今天的中國更需要硬科技精神

剛才說的三個轉折點：

· 第一個是每60年一遇的科技革命的轉折點，而且即將到來；

· 第二個是中國每30-40年發展方式的轉折點，我們要從人口紅利走向創新紅利，走向工程師紅利；

· 第三個是全球大國崛起的轉折點，每100年有一個大國崛起。美國在二戰之后成為世界老大將近100年了，2050年中國是有機會能夠實現超越的。

我們在2010年提出了硬科技，就是基于以上的一些思考和觀察。當時大多數人還只是關注科技的應用，尤其是以互聯網創新為代表的科技應用，而忽略了以硬科技為代表的底層創新對整個中國經濟未來的貢獻和核心價值，導致在硬科技領域長期投入不足，以致于中美貿易摩擦之后我們面臨著極其被動的局面，而硬科技投入是一定要提前布局的，否則我們不可能產生很強大的硬科技。

我們認為，硬科技不僅是核心技術及其應用，我們更強調的是一種精神，沒有十年磨一劍的工匠精神，就不可能有硬科技。

硬科技也是一種志氣，我們要追求世界單項冠軍，只有科技硬了，技術硬了，國家的實力才能硬，否則在國際上，中國是很難有話語權的。

硬科技最具代表性的八個領域，從光電芯片、生物技術、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到信息技術，這些都是非常核心的硬科技領域，也是我們一直在大力投入和布局的賽道。

今天的中國，更需要硬科技精神，硬科技精神就像內功。

比如郭靖，就屬于練典型內家功夫的，雖然人沒有那么聰明，學東西慢。

但正因為他比較慢，反而適合練內功。而練內功練得比較快，就是因為他沒有太多的私心雜念。因為太聰明的人練不了內功。聰明的人有點像猴子掰苞谷，很難把一件事情做到極致，反倒不容易成功。

我們再來談談模式創新和技術創新，大多數人對回報曲線理解不是很透徹，我們很多人受農業時代的影響，認為“一分耕耘一分回報”，符合線性增長，而且春種秋收也非常明確，當年就有回報。

但硬科技屬于指數性增長，硬科技基本上需要10-20年的周期，短期是很難有高額回報。瓦特做蒸汽機做了快二十年才成功，前十幾年把投資人快拖垮了。

所以，硬科技前5-10年都是投入期，因為前面基數小，所以增長很慢，后面基數大，增長就很快。總之，硬科技前十年的回報是滯后的，研發投入是十分耕耘、一分回報，很多人無法接受，耐不住這個寂寞，但一旦過了拐點，就是一分耕耘、十分回報。

舉個例子，世界五百強中凈利潤最高的企業是臺積電，一個典型的重資產公司，一個長周期投入、短期回報率很低的公司。正是由于臺積電堅持長期投資，所以它現在是全球芯片制造業的核心，美國核心的芯片都要靠臺積電制作。

此外，臺積電的凈利潤率也是世界五百強里最高的，達到了33%。臺積電的市值現在是六千多億美金，全球前十大市值的公司，臺積電已經是亞洲市值最高的公司了，這超出很多人的意料。

我們誤以為輕資產的公司回報率更高，短期輕資產的公司、模式創新的公司因為前期不需要重的投入，不需要長期研發，它模式創新橫向的擴展確實導致回報很快、很高。但是一旦過了拐點，因為競爭力不足，很快就會掉下來。

今天誰要想在10年之內投放一萬億把臺積電做出來，還真不一定能成功，這就是硬科技公司的高壁壘性。

的確，周期很長是“問題”，但是從長期來看反倒很好，這就是太極的思想，“反者道之動”，有些東西短期看是弱點，長期看反倒是優點。

我們認為，現在是硬科技時代，因為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太多掙快錢的機會了，任何一個機會出來都有無數人撲上去做。但是，像任正非這樣具備戰略耐力、戰略定力和大智慧家的企業家少之又少，正是，華為每年拿15%的銷售額去投研發，才有了今天。

硬科技公司需要耐心資本，很多人說不愿意投硬科技，確實是看不懂，風險也高。但實際上如果你懂硬科技，懂技術，懂科學家，反倒投硬科技回報會更高。

硬科技之所以難，主要有以下7個方面：

· 第一，長期投入形成的時間壁壘，想復制一個臺積電，復制一個高通，復制一個Intel，非常難，因為時間壁壘，短期是追不上的。

· 第二，先發優勢形成了專利，專利不能去模仿。

· 第三，人才壁壘。硬科技的人才相對稀缺，需要長期積累，無論是做芯片的人才，做量子計算的人才，都非常稀缺，頭部公司把人才都拿在手里。

· 第四，逐步升級形成的階梯壁壘。美國現在能做7納米的芯片，是他從幾百微米升級到幾十微米，幾微米，到幾百納米，幾十納米，幾納米，是一步一步升上來的，中國現在想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

· 第五，生態壁壘。就像阿斯麥是以全球頂級的供應商加全球的客戶才做了這么一家光刻機的平臺公司，沒有這樣的生態，很難做出來。

· 第六，資金壁壘。做一款芯片和做一個Fab廠投入都很大，投硬科技需要的資本是比較大的，很難做輕資產創業。

· 第七，技術路線選擇的壁壘，技術創新的方向非常多，技術路線如果選錯了，損失也很大。比如當年的液晶和等離子電視之爭，太陽能的單晶硅和多晶硅之爭。

要想投硬科技要有情懷，沒有硬科技精神，很難做成硬科技。

如果單純奔著錢去，很多人不敢投硬科技。但往往當你帶著點使命感去做的時候，反倒會獲得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回報。

第一，勇擔使命。

2013年，我們就看到了芯片進口超過石油，所以當時我們開始大力去投芯片。到現在我們投了一百家半導體公司和芯片公司，整體回報率是很高的，就是因為當時是冷門，現在成了熱門。當時的估值很低，現在估值高。

如果沒有這種使命感，只按照掙錢去投的話，當時大多數人是不愿意投芯片的，LP也不愿意支持你。

第二，敢為人先。

就像我們做商業航天的投資，當時很多人都覺得商業航天太早，不敢投，但是我們在2015年、2016年就開始投商業航天，這就是走在很多人的前頭。

我們認為，中美之間未來一定是從制海權和制空權到制天權之爭。五百年前中國錯過了大航海時代，五百年后的今天我們這一代不能錯過大航天時代。所以我們希望以大航海的精神去做大航天，去做星際大航海。

第三，啃硬骨頭。

今天我們要選擇最硬的、最難的事情去做，這才是一個更高的追求，因為簡單的事情都被大家做完了，未來只剩下最難的事情。

第四，十年磨劍。

選了最難的事情，就要有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去把它做好，才能夠熬到那個拐點爆發的時代。就像我們挖井，很多人總是挖到一半就跑了。

中國現在正處在從模式創新轉型科技創新的歷史性拐點，這個拐點實際上需要大家有這種硬科技思想的轉變和啟蒙。

我一直推薦我們公司所有同事去看《覺醒年代》，我覺得現在特別像一百年前，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是用思想啟蒙，用科學、民主去啟蒙中國，也是在推動科學在中國的進步。

今天，中國需要相信硬科技。改變世界，我們既要有科學的進步，也要有技術的創新，有硬科技的發展，中國才有未來。所以我覺得一百年前是覺醒年代，今天的中國也需要更多人認識科學和硬科技的重要性。

5、硬科技是中國未來30年的核心

我從2012年開始就一直講，硬科技是未來三十年的核心，今天已經得到了主流社會的認可。

所以，我們從2012年到現在一直致力于做科技成果轉化，打通科技到經濟之間的通路，通過人才、技術、資本和服務去推動硬科技的發展，推動中國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用他們的科技成果去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去推動中國的企業轉型升級，如果沒有科技創新對整個經濟的輸入，那中國的經濟是不可能有可持續發展的。

總書記在上海講到：堅守科創板定位，支持和鼓勵硬科技企業上市。

過去的資本，實際上不愿意流向科技，更多的是流向虛擬經濟，科創板的推出就是要讓更多的資本流向硬科技企業。

大家都說金融是血液，所以我們就打了一個比喻，硬科技是骨頭，實體經濟是肌肉，虛擬經濟是脂肪。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資本是一定要流向短期回報高的地方。

資本流向虛擬經濟，有了O2O、P2P、包括炒幣，本質還是資本在主導，實際上很多投資人并不是真正在運用自己的主觀意志，完全是被資本的洪水牽著走的。

國家推出科創板是新時代的大禹治水。

提升硬科技和實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只讓硬科技的企業在科創板上市，讓硬科技的回報率提升，而虛擬經濟的回報率在下降，因此過去一兩年出現大量的資本涌入到半導體的投資，這就是新時代的大禹治水。

如果沒有新時代的大禹治水，資本洪水就涌向中國，就會產生大量的決堤，決堤就會導致我們老百姓日子非常不好過。

同時，我認為中國現在還面臨一個問題，就是美元資本現在在涌向中國，大家都知道美國過去兩年超發了無數貨幣，美國一直在抨擊中國說中國在向美國傾銷。實際上，美國才是全球最大的傾銷國，美國把自己泛濫的美元通過科技創新主導和金融霸權剝削全世界人民的財富。

美國有了鑄幣權，通過美元的超發向全世界收取鑄幣稅，所以說廉價的美元也是一種洪水，流向了各個國家，中國現在也受到美元資本的沖擊，也是一種洪水。

所以中國現在很多的政策既治理我們中國內部資本的洪水，也治理外部美元的洪水。國家現在防范系統性風險，很重要的就是金融的系統性風險。

總之，內部要把硬科技和實體經濟扶持起來，外部也要防止美元洪水的沖擊。

關于科技和資本我們總結了三個主要矛盾：

· 第一個，是資本追求確定性和科技創新不確定性之間的矛盾；

· 第二個，是中國資本的短錢屬性和科技創新的長周期矛盾；

· 第三個，是中國資本的大錢和早期科技創新需要的小錢矛盾。

中科創星這么多年就是在解決這三個矛盾。

第一個我們在用我們對硬科技的專業性來降低科技創新的不確定性，我們投資的300多家硬科技企業絕大多數都發展得非常好，死亡率很低，就是因為可以從專業性上來消除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我們要用企業家精神來消除科技創業的不確定性，就像馬斯克、喬布斯，能夠用企業家精神來解決創業過程中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尤其解決在科技創新中的不確定性。

第二個我們在做硬科技的基金，用這些去投資硬科技企業，找到更多的長錢去支持中國硬科技的發展。

第三個我們在做硬科技的早期，拿到中國資本的大錢投到早期的項目上。

我們過去忽略了硬科技對整個經濟的貢獻作用，就像任正非講的“根技術”，“根技術”實際上就像半導體和光纖通信一樣，它支持了巨大的IT產業，但過去我們對它的價值的評估是偏頗的。我們過去以GDP論英雄，銷售額越高，市值越高，但這個觀點在今天要變了。

可以看到半導體設備價值每年在全球有600億美金，支撐了4600億美金的半導體芯片制造的產值，下游又支撐了電腦電子系統幾萬億美金的產值，再往下游又支撐了電商、互聯網、大數據、軟件業幾十萬億美金的產值。可以看到整個芯片業以幾千億美金支持了幾十萬億美金的下游產業。

由此可以看出，硬科技和“根技術”對下游的帶動是1：100，不能只看硬科技GDP的價值，要看到硬科技對整個經濟的推動作用和帶動作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硬科技企業整個的市盈率現在是遠高于傳統行業或者是下游的應用產業。

最近幾年硬科技進行一次估值體系重新的評估，我們提出要考慮硬科技企業的戰略性、稀缺性和對下游的帶動性，然后加上經濟性，中國企業的估值體系是通過科創板的推出之后有了一次重新評估。

我們認為，中國過去的產業生態出了問題，大家更多地愿意為大企業去做下游的組裝，做銷售，而不愿意去做一些核心的芯片、材料、器件，所以中國一直缺少像歐美，像德國、日本一些隱形冠軍企業和硬科技領域的冠軍企業。

但是，沒有這些企業，我們的大企業是無法生存的，華為、中興受到美國的制裁之后非常困難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中國有更多的硬科技冠軍企業，有我們自己的芯片、材料，那我們整個下游的大企業會發展得更好。

因此，我認為，無論整個中國科研界、產業龍頭都應該致力于打造產業生態，培育更多的硬科技冠軍企業。

中科創星從2013年發起中國第一個硬科技基金，就是要培育硬科技的冠軍企業，我們希望投資于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硬科技基礎設施，因為有了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硬科技基礎設施建設，整個中國的未來發展才會變得越來越好。

我們投資的方向包括了能源革命里面的儲能、固態電池、氫能；包括交通革命里面的自動駕駛、商業航天；包括信息革命的光子技術、激光雷達、3D視覺、5G物聯網、衛星互聯網、人工智能 AI，從信息的獲取、傳輸、計算、存儲顯示做全面的布局；還包括生命科學領域，材料領域，以上的硬科技基礎設施建設都是我們重點布局的。

中國提倡的新基建其實就是信息、能源和交通的革命，這和我們的觀點完全一致，我們認為國家其實已經給我們描繪了未來的藍圖，中國的國家戰略已經制定了到2035年中國要成為創新型國家，2050年中國要成為世界科技強國，所以未來中國所有的政策都是朝著這個方向去調整的。

凡是有利于讓中國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的，都是國家鼓勵的；凡是不利于中國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的，都是未來國家政策不鼓勵的。

所有的資源圍繞建設世界科技強國，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主要旋律和目標，想清楚這個邏輯，未來三十年就絕對不會再出現你正在做一件事情，突然一個政策文件出來以后，你所在行業沒了，只要做的是利于這件事情的，所有的政策出臺就會是對你有利的。